荷兰研究者Quik等报告的PERISCOPE Ⅱ研究,比较了胃切除术+肿瘤细胞减灭术(CRS)+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对比单纯系统治疗用于局限性腹膜转移胃癌的疗效,研究因无效性分析提前关闭,系统治疗联合胃切除术+CRS+HIPEC未较单纯系统治疗带来显著总生存获益,且不良事件发生率和治疗相关死亡率更高,研究结果对手术+HIPEC策略在腹膜转移胃癌中的常规应用提出质疑。(Lancet Oncol. 2026, 27: 1031-1042.)
胃癌腹膜转移往往提示系统性播散,但在腹膜转移病灶负荷较低时,能否通过胃切除、CRS和HIPEC实现患者更长生存,一直为外科肿瘤学所关注。理论上,CRS负责清除可见病灶,HIPEC处理游离或微小残留肿瘤细胞,或可带来预后的改善,但治疗强度的增加也意味着更高的围手术期风险。

PERISCOPE Ⅱ研究旨在于严格筛选的有限腹膜转移人群中,直接比较系统治疗与系统治疗联合胃切除+CRS+HIPEC的生存获益。研究阴性结果并非宣布某项技术无效,而是为常规临床实践中何时不应盲目升级局部治疗提供了高级别证据。
PERISCOPE Ⅱ研究是一项在荷兰8家三级转诊医院开展的Ⅲ期、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入组可切除的cT3或cT4a期胃腺癌患者,患者同时存在有限腹膜转移,即腹膜癌指数(PCI)<7、腹腔细胞学阳性,或两者兼有。患者入组前均接受至少3个周期系统治疗,且影像学未见疾病进展。研究设计意在筛出肿瘤负荷较低、对全身治疗相对敏感、理论上最可能从局部强化中获益的人群。
患者按1∶1比例随机分组。标准组继续接受系统治疗;试验组接受胃切除、CRS及HIPEC(HIPEC方案包括奥沙利铂460 mg/m2和多西他赛50 mg/m2)。按研究中心、组织学类型和腹膜病变范围分层。主要终点为总生存期(OS),采用意向治疗(ITT)分析;次要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FS)、安全性和生活质量。
最终入组患者标准组51例、试验组50例。中位随访67个月。研究在一次受委托的非计划中期分析显示继续入组难以改变结论后,因无效性提前关闭。研究结果宜解读为未证实获益且风险更高,而不是证明两种策略完全等效。
结果显示,标准组中位OS为16.6个月(95%CI 14.1~21.9个月),试验组为15.7个月(95%CI 11.4~25.5个月)。试验组相对标准组的死亡风险比为HR=1.10(95%CI 0.69~1.74,P=0.7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试验组中位OS数值少0.9个月,不过不能据此判断手术策略显著缩短生存,宜理解为在现有样本量和随访下,研究未观察到OS改善信号。
标准组中位PFS为7.6个月,试验组为9.3个月,差异不显著(HR=0.93,95%CI 0.60~1.43,P=0.73),意即加入胃切除、CRS和HIPEC,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未得到显著降低。结果提示,低PCI并不等于疾病仅局限于腹膜,未被检测到的系统性微转移仍可能决定结局。

≥3级不良事件(AE)在标准组和试验组分别发生于10/51(20%)和21/50(42%);重度AE分别为3/51(6%)和22/50(44%)。试验组较常见的3级及以上AE包括贫血和转氨酶升高,均为4例(8%)。随机后100天内出现3例治疗相关死亡,均发生在试验组,死因分别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吻合口漏和出血。
获益未显现,严重并发症和死亡风险真实存在,这是研究直接的风险收益结论。提示对于无症状、系统治疗后稳定的患者,不能仅凭腹膜病灶有限即默认更激进的局部治疗值得尝试。
不过,试验存在明显的治疗交叉,标准组有7例在方案外接受了胃切除联合CRS/HIPEC;试验组有13例未完成方案治疗,其中9例在术中发现PCI≥7。按方案人群中,OS的HR为0.65(95%CI 0.38~1.12,P=0.12),亦未达到统计学显著;PFS的HR为0.51(95%CI 0.30~0.84,P=0.01)。
这些PFS结果不能替代ITT主要分析。因为能真正完成手术的患者已经过术中再次筛选,往往具有更低疾病负荷、更佳体能或更有利的肿瘤生物学;术中发现广泛病变者被排除在按方案分析之外,由此产生的选择偏倚,可能放大试验组优势。
无论按腹膜病变形式区分为肉眼腹膜结节或单纯细胞学阳性,还是按肠型、弥漫型/混合型组织学分类,各亚组OS的置信区间均跨越1。单纯细胞学阳性亚组HR点估计为0.40,但样本仅15例,95%CI宽至0.07~2.17,不能作为选择手术的可靠依据。
研究解读
该研究在严格选择的有限腹膜转移患者中,直接比较两套完整治疗策略,较单臂外科队列更能控制选择偏倚。研究显示技术上可实施并不等于能改善生存。对于高创伤、高资源消耗的治疗,缺乏生存获益本身就是重要决策信息。研究中位随访达67个月,降低了晚期生存曲线反转而未被观察到的可能性。
研究提示,对符合该研究特征、系统治疗后无进展的胃癌有限腹膜转移患者,现有证据不支持在常规诊疗中普遍加用胃切除、CRS和HIPEC。低PCI并非手术获益的充分条件,治疗决策不能只看腹膜病灶数量,还要考虑疾病生物学、全身微转移风险、治疗反应持续时间、体能和手术中心经验。研究否定的是以延长生存为目的的常规策略升级,并不等同于否定为梗阻、出血等症状实施姑息手术,也不能覆盖所有研究性腹腔治疗方案。在为患者介绍理论获益的同时,应明确告知重度AE达44%、治疗相关死亡等信息,并说明目前尚无随机证据证实生存延长。
未来研究的重点不应只是进一步提高局部治疗强度,而应寻找真正能够区分腹膜局限型与系统播散型疾病的生物标志物。而任何新的腹腔内给药、增压气溶胶化疗或联合免疫/靶向方案,均应以OS、生活质量和围手术期安全性为核心终点,而不是仅依赖肉眼减瘤程度或短期腹膜控制。
(编译 赵可心)